徐伟昀：社区关怀与时间银行的来源（2019修正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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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与时间银行的来源
徐伟昀 2019/06/03
【摘要】本文所说的“社区关怀”体系，是指缘起于人类文化中，建立在公平、信任与义务关系下，“历史、文化、社会情境”的社区互惠网络。
一、法村的帮工体系（时间银行）
社区关怀（Community Care）并非是指消费行为或是社会福利模式的社区照顾服务（Community Care Services）体系，它是基于“信任”与“义务”上的“一般化的互惠”机制。我们可以参考2004年，“法村”移垦农村日常发生的实际支持网络形式区：包括有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物资支持，以及资金支持等四类。
“法村”是一个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移垦农村，2004年的人口约1000人。1932年之前，法村是一片荒芜且人烟稀少的平原。1932年，日本在邻近的桦南县成立了11个“开拓团”，迁入了约2000多户的移民。直到1948年，才有10家村民陆续在法村定居、垦地种田。随后，这些村民的亲朋好友纷纷迁居到此（刘军，2006）。
在法村，帮工（互惠，劳动力的交换）的时机主要发生在：土炕的翻修、盖砖房、春天播种、打土垄、夏天铲地、过节杀猪、秋收打谷、婚丧嫁娶等活动上。
“帮工”具有实质的互惠性，亦称为“换工”。帮工的人数需求由两个人之间的帮工到15人不等。根据民众之间的关系亲疏、各家耕作面积的大小、帮工时伙食的好坏，影响到村民互惠行动中的对价计算。前来帮工的人主要是亲戚，如果有普通朋友和邻居来帮工，东家必然要给予回报，若邻居或朋友没有前来帮工，东家则不需回报帮工。
过节的杀猪可以加强亲密关系、增进情感交流；一方面请人帮忙杀猪，另一方面邀请亲朋好友共聚分享“吃猪肉”，东家如果忘记邀请某位亲友，该亲友会因为感受到被冷落而生气。
村民把在帮工问题上的斤斤计较的人称为“屯风”不好，如果帮工的两个人是亲戚关系，比较不会出现斤斤计较的问题。帮工时，耕地的大小是评量该区“屯风”好坏的依据；例如，甲家的耕地面积有100亩，乙家的耕地有20亩，100亩土地生产的大豆用脱粒机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工作，20亩地则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脱粒完成。“屯风”不好的帮工村民在接受20亩地的帮工后，回报100亩地的东家时，只帮助到20亩的工作量之后就先行撤退，连东家招待的饭也不吃，就会被认为是斤斤计较，该地区的屯风差。
在法村，一般的帮工不会计较得那么仔细，村民不会在帮工到中途就先行撤出，而是将所有的工作共同完成。因此，东家就欠下帮工者一笔“人情”，东家则必须考虑用其他的方式在一年之内“还工”，乙偿还该笔人情债。“还工”的意义是广泛的，例如“干点零活”、当担保人、小宗物资支持（包括，日常工具：筛子、钳子、自行车、杆秤、饭桌、镰刀、大锤等。农耕用品：小四轮拖拉机、耕牛。食物方面：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其中，前两种情况比较普遍。
社区交换网络最早是以生存的必要形式而呈现的。法村的“还工”支持形式，显现出人类维持和谐关系的能动主体性。现代社会契约劳工制度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们脱离了团体组织的羁绊，使人们得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使得团体组织逐渐失去了原本赖以存在的原因。
社区互惠网络不同于市场和单纯的经济交换，在市场交换中只存在工具性关系，买卖双方只看价格，人受到价格所支配，变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商品按其使用价值被分为不同的市场。社区互惠网络并不否认追逐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所不同的是，网络交换发生前，会根据关系的不同而确定交换的规则，除了依照产品的使用价值分为不同的区域外，还会依照交换双方不同的亲疏关系，而划分不同的交换类型。
二、台湾原住民的互惠团体
社区互惠网络不只是“法村”所特有的现象，实际上，它的组织和规模更大、适用的范围更广、采用的区域遍及全世界。1915年，台湾泰雅族的相互帮工，除了帮手及雇佣之外，还有代理人。例如，债权人委托头目或有势力的人处理债务，被害人委托头目要求加害者赔偿损害，委托他人买卖交易，委托他人办事，甚至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草（馘首）。
早期台湾泰雅族的社会组织有五类：祭祀团体、狩猎团体、牺牲团体、番社组织和番社联合。每种组织有不同的成员与交换规则：
n 祀团体（qutux gaga），泰雅族有崇拜祖先的观念，在每年谷物播种或收获时，都有一起祭祀祖先的习俗，“gaga”的构成由数十户到一户不等，每一“番社”有数个“gaga”团体，团体内的首长称为“mrho” ，通常由“gaga”中的男性长辈担任，“mrho”也是尊称老者之意。“gaga”的主要效力为共同祭祀及遵守某些行为的禁忌。
n 猎团体（qutux sinlitan），在狩猎、补鱼与战争时，若“gaga”团体的成员不足，就联合两个以上的团体而组织成“sinlitan”猎团，偶尔“gaga”也不组织猎团，临时依附其他的猎团，欲加入的一方通常要酿酒，让大家共饮。狩猎团体的首领亦称“mrho”，首领有保护和指挥部下番丁的责任与权力，番丁对首领自称“laqi”或“ujuk”，为小孩或儿子之意。“mrho”可以惩罚违反命令的番丁，但是遇到重大的事件，首领不可以独断决行，必须得到族众的共同承诺。猎团所决定的战斗，团内的番丁有参加的义务。猎团共同出猎所获之鹿、猪、熊、豹等大型猎物，除皮、角、蹄等部分归属于射手和猎犬主人之外，剩余的兽肉按照人数平均分给族众。若有某户全为妇孺或老人，即使无人参与狩猎团体，也可以接受猎物之分配，这些家户要酿酒以答谢族众之劳。
n 牲团体（qutux nniqan），由一个大的猎团或是数个小的猎团组成“牲团”，主要的效力是在某些习俗仪式中，屠宰牺牲见其鲜血以禳除不洁、解除禁忌。例如结婚、离婚时，婚家为了禳除不洁；或在杀伤、私通、窃盗等违反惯例时，违犯者为了赎罪而提供财物给族众，换成牲畜屠宰后分配给牺牲团体内的各户成员。牲团若有人未按规定提供牺牲或财物时，牲团首领（即猎团的“mrho”）可对其请求财物的提供，对方如果不答应，则可诉诸武力强索。当本牲团的成员受到其他牲团的迫害时，本牲团有权利共同向加害者索赔，赔偿所得一部分归被害人，一部分归牲团。因为泰雅族认为收受杀伤和私通的赎财与赔偿是不吉的，通常会换取牲畜屠宰（牺牲）后分配给各户。相反的，本牲团的一人或数人对其他牲团做出损害，并被其他牲团要求赔偿时，本牲团应该给被害人相当的赔偿。当对方强求过高的赔偿时，本牲团有义务以武力抗争，成为泰雅族各牲团之间，经常争斗不息的主要原因。
n 社组织（qalang），“社”是清朝政府称呼原住民部落之语。泰雅族的部落中，有数十户的密集居住，也有二、三户成群散布于各处，再由这些小部落组成一个大部落的番社，这些番社不论大小，都称为“qalang”。其实，泰雅族的“qalang”为邻家之意，两家比邻而居称为“mtqalang”，数个小部落因为狩猎、牺牲或地域而形成一社会形态时，其集成的部落也可称为“qalang”。清朝政府为了治理的需要，仿效平地民庄之例，以一部落为一社，或者集数个部落为一社，每一社设置一个头目统辖，从外表上观察，番社都具备一定之地域，以及统辖其地的机关，但是实际上，各番社各有其固有的社会体制。番社头目的统辖不一定代表全社，若一社有几个祭团时，头目仅是这几个祭团“mrho”的领导者；若按一社有数个猎团组成，此社之公共事务必须由猎团的首领协议决定。该报告认为，要研究番社的社会实体，不可只截取“qalang”的名目，必须仔细观察其实际状况。
n 社联合（qutux phaban），泰雅族常因共同的利害关系，与附近之数社联合组成一个同盟，表示此同盟的词语有三种：一是“qutux llyung”或“qutux gong”，“llyung”是较大的溪流，“gong”是小溪，“qutux llyung”或“qutux gong”是共同拥有大、小溪之意，指散布在某溪水流域，拥有共同领域，缔结攻守的同盟。二是“utux kai”或“otox pkajal”， “kai”和“pkajal”有谈话、咨商的意思，该同盟是各番为了共同利害之事，与附近各社之头目和番丁，临时在某一地集会商议，故得此名。三是“qutux phaban”或“qutux bbwan”，“phaban”是戮、刺的意思，“ bbwan”是射的意思，二语均为攻击敌人之意，冠上“qutux”一语，即为对敌人共同攻守的一个团体。
在台湾泰雅族的社区组织里，亲族、朋友、邻居之间在农耕、建筑时互相帮忙，不特别要求工资的情谊行为，泰雅语称为“rmao”。泰雅人雇佣他人为“malawa sayhu”，“malawa”是呼唤之意，“sayhu”是苦力，是平地人“司阜”的外来语。平地人为了采樟脑、伐木、开垦等进入番界时，樵夫、木工等工人即伴随而来。泰雅语中，指称取得工资而受人短期役使的人为“sayhu”。贫穷人家的子女被他人买入或典押，收养在家从事劳动者，称为“qnyatan”。
台湾台东卑南族的社会型态极有秩序，由于卑南族以时间计数的观念并不明确，所以“同侪团体”不是以年龄，而是以身体发育的程度来区分世代阶级。各年龄层都有其严格的规定与应当服从前辈指挥的各种劳役。无论男女之衣物服饰都有特殊的规范，言行举止也有明确的注意事项，各种祭典、惯例活动、宣战媾和和祈祷仪式都有其法则与相关规定。台湾南势阿美族的劳动互动组织有分亲戚组织和非亲属组织，成员除了农耕劳动的互助，也一起狩猎或参与其他活动：
(一) “malapaliw”，是朋友之间的互助组织，一般为二人，也有3、4人，他们相互支持农作物的播送、收成，组员之间偶而有所变动，通常彼此亦协助婚姻之介绍等。
(二) “malaliliw”，运用在田地的整地与开垦时，是由2、3个malapaliw联合组成，经常重新组合；通常malaliliw的互助时期为14～15日，组员愈多愈好，组员多，工作效果显著也较愉快。
(三) “malacacay”，是亲属互助组织，在农忙之时的组合。
(四) “malapadang”，结拜兄弟的共济组织，誓言终生相互支持。
交换网络建立的最初目的可能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也不是情感性的维持资源；虽然它们最终可能有利于获得利益与维护资源，部族中的“有效规范”使人们产生对自身秉性的自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形成某种意识形态，使得团体内部的价值和信念趋于一致，促使部落人群团结共存。
三、社区的真实面貌
传统经济学中，使用市场概念来追溯传统文化，将所谓“经济现象”界定为围绕稀少资源所展开的争夺，把权利仅仅看作分配的斗争或局部利益的分化。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经济现象”是由社会总体的结构化过程中所分配的资源，是原有结构中的“机制”所引起之作用；所有社会都有物质匮乏可能性的发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当物质状态不在场时，人与人之间发展出的互惠关系。
早期台湾社会的互惠形式可能比现代社区更为开放，传统的血缘、姻缘、地缘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量由于劳动力缺乏而显现出各类型的“社会真实”，包括“相遇即有缘”的“相聚缘”或“垦缘”：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周钟瑄任诸罗县事，聘请福建漳浦的陈梦林到台主持编撰地方志，编成《诸罗县志》，分为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记。《诸罗县志》记载了拓垦社区的开放与互惠关系：
“渡海来台汉人既生活于番社荒埔之间，得见一汉人，纵使非亲、非故、非同乡之人亦相亲爱”。
《诸罗县志，卷八》记载：
“失路之夫，不知何许人，纔一借宿，同姓则为弟侄，异姓则为中表、为妻族，如至亲者然，此种草地最多。亦有利其强力，帻招来家，作息与共”。
既有的社会网络来自于本地社区的历史和文化脉络，即使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亚洲国家并未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即使平埔族西拉雅原住民的母系社会与现代家庭的差异颇大；或者，早期台湾的自愿组织包括部落保卫团体、灌溉组织、祭祀圈和地域械斗组合。
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把台湾交由日本统治。日人深知要进行近代的、法治的制度治理，必须充分认识当地风俗习惯的差异。日本所做的研究与调查工作从1895年即已展开，对于清朝的行政法、汉人习惯法、土地使用、农工商经济现况，以及原住民诸族生活习惯进行调查，包括部族分系的沿革、神话传说、体貌装饰、价值心性、宗教祭祀、居住空间、饮食生业、礼仪习俗，以及人的生死、性别、老幼观念，都尽可能细腻地记录该族群的文化系统。
与日本总督府调查台湾泰雅族部落体系相隔一百年，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社区关怀体系原本就是多个不同次级团体间的整合。这些次级团体的组织和活动，构成社区关怀的循环性交换，而这些交换发生在较亲密的本地社区拟亲属团体中，是一种有目的和对象的交叉循环交换网络，在此网络中互惠的资源有多种内容，例如借贷、劳务协助、讯息交换、关系介绍、情感帮助等。提供资源的人可以期待，下一次当他需要帮助时，拟亲属关系团体中的交叉互惠关系会反过来帮助自己。接受帮助的人也预期偿还他人的协助，如果在短期内无法偿还时，他可以用宴请或送礼的方式，达成关系的稳定平衡。拟亲属关系团体将亲戚、朋友关系连结为某种结拜兄弟、结拜姐妹，或义子、义女等相依、共济、互助的组织，这种关系终身不渝。
人们通常预期投入一系列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行动，能与他人完成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帮工或送礼；为使这类活动“站得住脚”而发展出某些互动的规范，这类规范（或称为非正式制度）对特定的人具有普遍持久的影响，我们看不到这些规范对于社会成员的“内化”程度，只有通过在日常实际接触的具体情境中，有效地调整各种制裁与奖赏，才能得到维持，受到关注。
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在这一些传统的合作群体与竞争关系中，逐渐地演变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各种价值与信念、规范与理想。从上文中我们有所认知，一个社区的真实面貌应当在公平、信任与义务关系下，从“历史、文化、社会脉络”中来发掘，社区关怀当复如是。
四、未来社区关怀的发展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出现在1940年代后期，由公共部门正式介入社区照顾服务的生产与供给。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导致经济危机，让社会福利的信心开始动摇，某些人认为社会福利体系削弱了个人主动进取与自立创新的精神。
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张：由市场引导的福利增长不应被视为社会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下的市场操作，让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解决问题并创造奇迹。于是西方福利体系响应了“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的省思，倡导去制度化（de- institutionalisation）以追求正常化的社区照顾服务体系的变革。
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末，社会变迁中所产生新的需求和新的风险来源，西方福利国家的财务面临日益困窘的状况，没有足够的财源继续推动新的社会福利政策。纪登斯（Giddens, 1997）提出了“第三条路”，非营利组织NPO成为福利转型的一个焦点。
西方新自由主义在第三条路的推波助澜下，由公部门提供的传统福利服务，逐渐开始混合以委托第三部门、私部门的补充形式。这种混合着市场私部门、非营利组织的第三部门，以及家庭亲友的非正式部门，共同提供服务的多元途径，被称为“混合经济的福利”（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公私部门合伙”（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和“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第三条路强调以非营利组织的扩展来补充社会福利的不足，并且加入某些市场元素，例如竞争机制、自由选择的机会和资本累积等。
西方新福利一改原先只谈生产和分配的简单形式（保障机制中没有消费，只有分配），加入了参与、共享和互助原则，而这转变使得运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议题。社区关怀从社会现有网络中“互惠关系”的义务、信任与社会规范等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共同的价值与信仰，从人们日常生活脉络中，找寻社区运作的实践机制。
第三条路的社区关怀体系是一个建构在“信任”基础之上，连结个人、家庭、自愿组织的社区互惠网络。包含了3个主要元素（社区跟家庭特质并不相同，另文介绍）：
n 道德、义务与规范；
n 信任（trust）的价值；
n 本地自愿组织。
在未来的社区关怀体系将是以长者主体性原则为原动力量，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康养技术系统、亲友邻里互惠网络、商业服务产品聚集而成合力。社区载体的基础则是当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型态。而这社区载体的实践行动则是搭建在老年人和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和推动的社区非营利自愿组织NPO及各类公益活动上。
作者微信号：jack556777
【作者简介】：徐伟昀，台北市人。
台北大学 老年社会学硕士。
【现任】：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理事
弘孝康养产业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主要经历】：
1987年 台湾财团法人广恩老人养护中心 创始人 (台湾第一家民办养老机构)
1991年 台湾财团法人国泰老人长期照顾中心 副董事长
2000年 台湾省咨议会 研究员
2002年 台湾五股老年公寓 首席执行官
2002年 台湾广福居家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7年 上海吉祥投资控股集团 养生酒店事业 总经理
2012年 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公司 养老产业管理 总经理
2014年 海航优联健康集团Unicare 医养项目负责人
2017年 广州越秀地产 老龄地产运营 高级谘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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